陈嘉庚的爱国情操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   日期:2020-09-17 11:18:00

 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:企业营销无国界,企业家有祖国。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、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,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、民族兴盛、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,主动为国担当、为国分忧,正所谓“利于国者爱之,害于国者恶之”。陈嘉庚作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被再次提及。

  早在2014年10月17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就写道:陈嘉庚先生是“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”。他爱国兴学,投身救亡斗争,推动华侨团结,争取民族解放,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。他艰苦创业、自强不息的精神,以国家为重、以民族为重的品格,关心祖国建设、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,永远值得学习。

  爱国,是贯穿陈嘉庚87年生涯的一条主线。可贵的是,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。

 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爆发,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倾资兴学、以商养学 

  陈嘉庚认为:“国家之富强,全在乎国民。国民之发展,全在乎教育。”因此,他以“教育为立国之本,兴学乃国民天职”为信条,自1913年在家乡集美兴办小学开始,一生资助或创办的学校有118所。他1919年捐助兴办厦门大学时,公开认捐金额是其当年资产总额的两倍。有人测算,陈嘉庚一生对教育事业的捐款,在现代相当于一亿美元。

  陈嘉庚兴办实业,不是为了腰缠万贯、贪图享乐,而是为了报效桑梓、富强祖国,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立志一生,所获财利,概办教育,为社会服务,虽屡遭困难,未尝一日忘怀”。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,陈嘉庚的公司受到严重冲击,陈嘉庚撰写的《南侨回忆录》中记载:“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,余不忍放弃义务,毅力维持”,于是有了后来“出卖大厦,维持厦大”的故事。企业危难时,陈嘉庚的这个选择,足见其兴办实业的最终目的。

  还有个细节可见陈嘉庚强烈的爱国心。1921年5月9日,厦门大学第一座校舍群贤楼奠基,之所以选择此日是因为六年前,也就是1915年5月9日,袁世凯签订的《二十一条》生效,陈嘉庚希望以此来提醒厦大学子——“勿忘国耻”。

 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全国解放,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抗战救国、明辨是非 

  尽管陈嘉庚的公司于1931年被清理收盘,他的资产不复如前,但陈嘉庚仍一如既往牵挂着祖国的一举一动。九一八事变后,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的名义,召开侨民大会声讨日本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一直坚定“守土之责,义所难辞;牺牲虽大,分所甘受”的陈嘉庚于3月6日致函集美学校秘书处:“时至今日,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,各尽所能,以与暴日抗。希勉励学生,激励勇气,勿畏葸自扰!”

  “敌人前方的炮火一日不止,后方筹款工作一日不停。”1938年,陈嘉庚担任南侨总会主席,奔走筹款,当时,厦门大学交给国家公办,集美学校的经费依然紧张,为了抗日筹赈,陈嘉庚“常月捐,至战事终止,每月国币贰仟元”。而他平日所带,不过5元钱,一个月的花费,不过2元钱。自1937年至1945年,华侨捐款达13亿多元(国币),还不包含各类物力捐款,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例最大,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。

  1938年底广州沦陷后,抗战物资囤积香港,需要紧急从西南滇缅通道运往前线。1939年2月,南侨总会发出通告《征募汽车机修、司机人员回国服务》,陈嘉庚亲自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的80名机工。要知道,1939年的中国,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军占领或封锁,滇缅公路成为抗战前线获得战略物资保障的唯一国际通道,当时滇缅公路刚刚通车,驾驶员和修理技工奇缺,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。3200多名华侨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克服种种困难,日夜驰骋,运送军需物资450万吨。南洋机工回国支援的壮举,无疑是赴汤蹈火、雪中送炭。

  1940年,时年67岁的陈嘉庚历时9个月慰劳15个省份,不顾日军轰炸的危险,亲赴前线慰劳将士,也因为这次慰问,使他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,对比重庆与延安,开始倾心向往共产党,并在许多场合一再追忆延安之行。抗战胜利后,陈嘉庚又以严正、鲜明的政治态度,反对美蒋勾结发动内战,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,在《南侨日报》上多次发表政论,揭示美蒋罪行,积极支持祖国的和平民主运动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支持社会主义建设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 

  1949年,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约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,第二年就回到祖国定居,直到1961年逝世。回国后,他以高龄参政议政,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、副主席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、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主席,积极参政议政。他关心国家建设,每年或每次会议都提出一些建议,每次在参观视察中,发现地方工程中的问题和缺点,都直言不讳指出问题。他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,做到了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百废待兴,陈嘉庚为协助人民政府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,在集美学校扩大办学规模,亲自主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修建工作。他每天持杖视察各个基建工地的工程进度和质量,严寒酷暑毅力坚持,随身手杖尾部嵌上的铁器都磨损了。他在集美的住宅只是一座古老而简朴的二层小楼房,且在抗战时候被炸毁,他在规划清理灾区、建设学村时,首先指示修建各校校舍和村民宅房,他的住宅终未安排,直至1955年才由人民政府拨款重建。人民政府给陈嘉庚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,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,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,都作为建校费用。他说:“人生在世,不要只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,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。”

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,也是陈嘉庚先生的毕生追求。晚年的陈嘉庚,请人在鳌园刻录《台湾省全图》,念念不忘国家统一,这位老人最后的遗言是:“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”“台湾必须回归中国”。

  正如陈嘉庚在他1946年撰写的《南侨回忆录弁言》中写道的:“公——永无止境的奉献;忠——永不动摇的爱国;毅——永不言败的坚强;诚——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。”他以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的信条。(作者蔡怡琳单位: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委,本文刊登于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20年9月3日理论周刊第7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