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：企业营销无国界，企业家有祖国。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、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，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、民族兴盛、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，主动为国担当、为国分忧，正所谓“利于国者爱之，害于国者恶之”。陈嘉庚作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被再次提及。

　　早在2014年10月17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就写道：陈嘉庚先生是“华侨旗帜、民族光辉”。他爱国兴学，投身救亡斗争，推动华侨团结，争取民族解放，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。他艰苦创业、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以国家为重、以民族为重的品格，关心祖国建设、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，永远值得学习。

　　爱国，是贯穿陈嘉庚87年生涯的一条主线。可贵的是，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。

　　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爆发，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倾资兴学、以商养学 

　　陈嘉庚认为：“国家之富强，全在乎国民。国民之发展，全在乎教育。”因此，他以“教育为立国之本，兴学乃国民天职”为信条，自1913年在家乡集美兴办小学开始，一生资助或创办的学校有118所。他1919年捐助兴办厦门大学时，公开认捐金额是其当年资产总额的两倍。有人测算，陈嘉庚一生对教育事业的捐款，在现代相当于一亿美元。

　　陈嘉庚兴办实业，不是为了腰缠万贯、贪图享乐，而是为了报效桑梓、富强祖国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立志一生，所获财利，概办教育，为社会服务，虽屡遭困难，未尝一日忘怀”。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，陈嘉庚的公司受到严重冲击，陈嘉庚撰写的《南侨回忆录》中记载：“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，余不忍放弃义务，毅力维持”，于是有了后来“出卖大厦，维持厦大”的故事。企业危难时，陈嘉庚的这个选择，足见其兴办实业的最终目的。

　　还有个细节可见陈嘉庚强烈的爱国心。1921年5月9日，厦门大学第一座校舍群贤楼奠基，之所以选择此日是因为六年前，也就是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签订的《二十一条》生效，陈嘉庚希望以此来提醒厦大学子——“勿忘国耻”。

　　从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全国解放，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抗战救国、明辨是非 

　　尽管陈嘉庚的公司于1931年被清理收盘，他的资产不复如前，但陈嘉庚仍一如既往牵挂着祖国的一举一动。九一八事变后，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的名义，召开侨民大会声讨日本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一直坚定“守土之责，义所难辞；牺牲虽大，分所甘受”的陈嘉庚于3月6日致函集美学校秘书处：“时至今日，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，各尽所能，以与暴日抗。希勉励学生，激励勇气，勿畏葸自扰！”

　　“敌人前方的炮火一日不止，后方筹款工作一日不停。”1938年，陈嘉庚担任南侨总会主席，奔走筹款，当时，厦门大学交给国家公办，集美学校的经费依然紧张，为了抗日筹赈，陈嘉庚“常月捐，至战事终止，每月国币贰仟元”。而他平日所带，不过5元钱，一个月的花费，不过2元钱。自1937年至1945年，华侨捐款达13亿多元（国币），还不包含各类物力捐款，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例最大，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。

　　1938年底广州沦陷后，抗战物资囤积香港，需要紧急从西南滇缅通道运往前线。1939年2月，南侨总会发出通告《征募汽车机修、司机人员回国服务》，陈嘉庚亲自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的80名机工。要知道，1939年的中国，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军占领或封锁，滇缅公路成为抗战前线获得战略物资保障的唯一国际通道，当时滇缅公路刚刚通车，驾驶员和修理技工奇缺，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。3200多名华侨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克服种种困难，日夜驰骋，运送军需物资450万吨。南洋机工回国支援的壮举，无疑是赴汤蹈火、雪中送炭。

　　1940年，时年67岁的陈嘉庚历时9个月慰劳15个省份，不顾日军轰炸的危险，亲赴前线慰劳将士，也因为这次慰问，使他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，对比重庆与延安，开始倾心向往共产党，并在许多场合一再追忆延安之行。抗战胜利后，陈嘉庚又以严正、鲜明的政治态度，反对美蒋勾结发动内战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，在《南侨日报》上多次发表政论，揭示美蒋罪行，积极支持祖国的和平民主运动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支持社会主义建设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 

　　1949年，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约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，第二年就回到祖国定居，直到1961年逝世。回国后，他以高龄参政议政，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、副主席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、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主席，积极参政议政。他关心国家建设，每年或每次会议都提出一些建议，每次在参观视察中，发现地方工程中的问题和缺点，都直言不讳指出问题。他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，做到了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陈嘉庚为协助人民政府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，在集美学校扩大办学规模，亲自主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修建工作。他每天持杖视察各个基建工地的工程进度和质量，严寒酷暑毅力坚持，随身手杖尾部嵌上的铁器都磨损了。他在集美的住宅只是一座古老而简朴的二层小楼房，且在抗战时候被炸毁，他在规划清理灾区、建设学村时，首先指示修建各校校舍和村民宅房，他的住宅终未安排，直至1955年才由人民政府拨款重建。人民政府给陈嘉庚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，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，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，都作为建校费用。他说：“人生在世，不要只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，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。”

　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，也是陈嘉庚先生的毕生追求。晚年的陈嘉庚，请人在鳌园刻录《台湾省全图》，念念不忘国家统一，这位老人最后的遗言是：“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”“台湾必须回归中国”。

　　正如陈嘉庚在他1946年撰写的《南侨回忆录弁言》中写道的：“公——永无止境的奉献；忠——永不动摇的爱国；毅——永不言败的坚强；诚——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。”他以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的信条。（作者蔡怡琳单位：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委，本文刊登于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20年9月3日理论周刊第7版）